赵传蕙，中共党员、天津师范大学教授。1979年，主持全权办理师大新闻专业恢复重建，开创新闻专业本科专业教育；1980 年，师大新闻专业本科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任新闻专业教研室主任；1984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天津市新闻工作协会理事、天津新闻摄影学会理事、天津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公关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公关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多次出任国家教委社科（新闻）评审专家、天津市社科评审、评奖专家；获中国公关20年杰出贡献奖。
多年来教授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摄影学、公关关系学、基础写作学、逻辑学等课程；出版论著160多万字，并多次获奖。
1961年，他入学。1964年，他留校任教。1979年，他为恢复新闻教育设立本科操碎了心。1980年，他成功一步，不敢耽搁开始汇师资，聚人才，新闻专业开篇了。1984年，他与天津广播电视台建立定向委培协议，开启了天津市广播电视新闻教育的新篇章。在新闻教育第一线，他整整战斗了38年。2003年，他从师大“毕业”，光荣退休了，但依然用网络、玩微信，关注新闻。
在天津师大新闻教育55周年纪念会上，被刘卫东院长赞誉为“新闻专业开山鼻祖”的赵传蕙教授，做了题为《忆往昔 峥嵘岁月 瞻未来 光明前程》的发言，他的一席话激起了在座师生的强烈反响。
他说：“天津师大新闻”是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字招牌。在全国，我们排行不是第一，但是，我们是“唯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唯一，是天津新闻教育的唯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开创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办新闻之先河、开创了师大新闻本科教育之先河、开创了师大新闻本科教育委托培养之先河、开创了师大新闻本科广电生教育之先河、开创了全国新闻院系广告教育之先河。
在新的黄金时代，我相信，新一代的师大新闻人会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创新闻教育的新篇章，让“天津师大新闻”这块金字招牌更加金光璀璨。
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创办的第二年，梦寐以求学新闻的赵传蕙老师高中毕业，考入了新闻班。61级新闻班共有36名学生，高考生26人，调干生10人。
时任《天津日报》理论部主任的文又生调来任新闻班的主任（相当于系主任），名誉主任是石坚，副班主任是江海，被誉为《天津日报》“四大金刚”之一的张虎刚老师也来新闻班任教。虎刚老师除了讲课、编教材，还经常给学生们改稿子，许多学生都请他给改过稿子，不管是什么稿子，就连平日练习的稿子，他都给改得仔仔细细。当时用的教材都是虎刚等几位老师根据他们的经验结合新闻理论编写而成的，是真真正正的实用铅印教材。
除了课本的学习，还有一些实践的机会，比如出去写写东西，练练笔。当时新闻班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很大的电子管的收音机，一到课间就可以看电视、听收音机。此外，每人两份报纸。评播、评报，几乎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要求从专业的角度评论政策的掌握、文字的运用、版式的安排、标题的制作等。同学们用的报纸是报社支援的残报，也就是印刷的过程中有点毛病的报纸，比如油墨深浅不一等。报社给邮局分发报纸的时候是非常严格、仔细的，不会允许残报流到读者的的手里。后来，赵传蕙老师留校执教时，也采用当时自己学习新闻的方法——每人每天两报，进行《天津日报》和《今晚报》的评报活动。
新闻班的同学们还自己动手办班级壁报《前哨》，在老师们的指导帮助和同学们的认真操持下，班级小报办得红红火火，《前哨》的多篇文章还在业界媒体中发表。赵传蕙老师也是《前哨》的主编。
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新闻界也进行了调整，报纸要压缩，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量降低，所以新闻班停办了。当年10名调干生回到原单位工作。市委决定，剩下的26名高考生可以在当时师院的文科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同学们有的去了政教系，有的去了历史系，有的去了外文系。赵传蕙老师大一的时候曾非常喜欢逻辑学，但是，当时中文系没有逻辑学，只有政教系有，他就去找文主任、虎刚老师商量，他们说：“你只适合转到中文系，那样，你将来还有希望当记者、做新闻。”就这样，赵传蕙老师去了中文系，他所喜欢的逻辑学不但没有丢掉，后来还开讲了逻辑学，出版了逻辑学专著。
虽然在新闻班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却影响了赵传蕙老师的一生，让他这一辈子都走在新闻这条路上。赵传蕙老师虽然转到中文系,但从没有离开过对新闻的学习和实践。他在师院的学生宣传机构——天津师院通讯社任编辑部主任，编辑组有十来个人，各系还至少有两三个通讯员，专门负责提供信息和稿件，编辑部对校内外新闻均有涉猎，同时也给校报和地方媒体供稿。学校搞大型活动时电台就会来录制节目，然后播出。通讯社的赵传蕙老师每每都要在活动之后夜里写稿子，第二天送到晚报，当天就会刊登出来。
1963年，天津发大水，抗洪形势非常严峻。在校师生全都去了抗洪前线。当时，赵传蕙是天津师院抗洪报主编。在大礼堂后台旁边有个广播室，通讯社的地址也是广播台的地址，在那里支一个蚊帐，赵传蕙老师整个暑假的两个月几乎都在那里，随时需要广播他就找人广播或者自己广播。抗洪报出了很多期，鼓舞士气、沟通媒体。此外，他还到独流前线去采访过，连写稿子带拍片。还配合省市媒体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大学生抗洪事迹报道。
上大三时，大学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赵传蕙在工作队里做秘书，穿着一件破旧皮袄，神气地挎了一把二十响盒子枪——那是他们队长的。他除了参加各种会，负责给队长、政委写讲话稿，写工作汇报，还负责给四清工作通讯报供稿。因为他既能写稿子、又会摄影，后来要调他去“四清”展览会工作，但他的队长和政委实在舍不得放走这么一个有才气的小青年儿，最后队长和政委“斗争”胜利。下乡时，赵传蕙从学校带去了一部德国禄来福来相机，因为“太扎眼”了，班里的女同学就裁了一条军裤的裤腿，帮忙手工缝制了一个“相机包”，挂在脖子上带下乡，平时就锁在工作队保存文件的木质“保险箱”里，有任务时就去拍片子。在一年后下乡工作结束时，赵传蕙老师还接到一个任务，为十一个工作队去拍照留念。他用了大约3、4天的时间，骑着个“大铁驴”（用自来水管焊接的农用自行车）行走在田埂上，到分布在不同村子里的十一个工作队，圆满完成任务。最后还把相机架在“大铁驴”上，完成了给自己所在的工作队的“自拍”。
当时“四清”工作队纪律很严格，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赵传蕙老师说：“那时搞阶级斗争的路线确实是错误的，但下乡活动也让学生们磨练了心智、锻炼了意志，让我们深入农民，了解农民。”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是绝对不能吃鱼肉蛋的。赵传蕙老师的那家房东老大爷，家有一个大渔网，他时不时的都要去河边捞鱼，时常捞些小鱼仔回来，一来就熬个鱼汤，但是工作队有纪律，不能吃啊。房东大爷就说：“没事，吃吧，又不是我买的，都是从河沟子里捞的，你们队长不知道。”当时他和队长就住在那个院里面。
大学本科毕业之后，赵传蕙老师留在了师院任教，他也曾想过到业界去圆记者梦，但是，已是中文系副主任的虎刚老师舍不得让他走。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去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和各级干部联合组队，到下面去锻炼一年，赵传蕙老师都已经准备好行装了，最后学校说不能走，马上就要上课，便留了下来。
赵传蕙老师当时教实用写作，他讲课时加入了很多新闻的内容，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以新闻写作为主体的《实用写作学》，他的专著，是魏巍亲自题的字，石坚主任给做的序。在中文系任教期间，只要有机会，赵传蕙老师就要讲新闻，说新闻。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赵传蕙老师就跟中文系商量开办了一个新闻班，那是天津市唯一的一家培养部队新闻干事的新闻专业班。当时只是专科，在校学习两年，为部队培养新闻干事。作为72级新闻班的发起人，赵传蕙老师不仅主持各项事务，也主讲了多种新闻专业课程，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影都是他一个人上。一些基础课是中文系老师上。可惜的是由于体制问题，这个新闻班也只存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夭折了。因为当年师范院校不允许办非师范类专业。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一届学生回到部队以后都成长很快、有所成就。
转眼就到了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新闻教育工作的建设被提上日程。 1979年，1980年，1984年三年，在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倡导之下，由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1980年的那次是在中南海召开的，当时到会的只有14所有新闻专业的院校，其中有7家还没有办学许可。赵传蕙老师代表这7所没有办学许可的院校做了发言，当面吁请中央领导支持新闻教育，为其发放办学许可。经过多方努力，在众人的支持下，几经周折，天津师范大学最终成功开创了天津市的新闻教育事业，开创了天津师大本科新闻专业教育的新篇章。同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列入教育部专业名录，列入国家计划正式招生。这在全国师范院校里是第一家。在那个师范院校和综合院校是有着非常严格界限的年代，在那个体制观念都相对落后的年代，天津师范大学此举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里程碑。
在重建初期，师资力量薄弱，很长一段时间赵传蕙老师只能唱“独角戏”。他多方奔走，一方面，自己培养教育人才。他选送优秀的非新闻专业毕业生进京进修，归来任教。另一方面，“拉外援”。他聘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等中央媒体以及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等媒体的顶级专家授课、开办讲座，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学生夯实了坚实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基础。
赵老师千方百计聘请名牌大学新闻专业优秀毕业生来新闻专业工作，同时，他还委托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为师大新闻专业培养两名硕士研究生，壮大师资队伍。为了学生有好的查阅资料、读书的环境，有好的实验条件和实验设备，赵传蕙老师带领他的队伍克服困难阻力，开创、建设了具有专业特色的独立的资料室、实验室，并有专人负责管理。
多年之后，很多已有所成就的毕业生总是十分动情地说道：是天津师大新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
记者：毕业之后您一直在中文系任教，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于1972年又创办了新闻专业班呢？
赵传蕙老师（以下简称“赵”）：一种新闻情结和重建的心愿。
赵：是的，在中南海那次会议上我说：“在天津，那些在大街小巷卖煎饼果子的都有营业执照，所以，我在这里，代表我们七所还没有取得‘营业执照’的院校，向尊敬的领导呼吁，请尽快给各个院校新闻专业发放‘营业执照’（办学许可），支持我们尽快走向正轨，支持我们更快发展，让我们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新闻专业人才。”
后来，我又多次与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沟通协调，不断地向他们阐述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基础。回避我们中间停办那么多年的问题，要求重建。当时我们叫“恢复重建”，为什么呢？就是为能够稍微痛快一点的批下来找个由头。因为我们过去有这样的历史，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当时给教育部打的报告都是恢复重建，其实，我们真心是要创办新闻专业本科。教育部师范司的一位司长当时说师范院校，绝对不能办非师范类专业，没有这个先例啊。我说怎么会没有呢，北师大不就有一个地球物理专业嘛，这不是师范专业啊。他说，那是解放前就有的，是我们国家的名牌专业，必须设置它。我说我们不敢称名牌，但是我们是唯一。我跟他们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唯一。
继之校长是很支持的，他说我就要在师范大学里面办成综合类大学。有的时候我是越了好几级直接跟老校长汇报工作的。老校长当时都已经快70岁了，周日在家里一想到有什么事情，就叫上司机直接到我家里来找我研究。
赵：困难肯定有，但是咱们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我们请到的老师他们是讲现代新闻理论、现代新闻实践，那肯定是前无古人的。后无来者，因为现如今已经颇有成就的新闻专家，都是我请过的老师的学生的学生。
我们请来的这些老师都是现在国内比较有名的新闻传播专家的老师，是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基础的人，所以，给咱们这些学生都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比如说，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前任台长，常到我们这里来讲课，我也不给他开什么讲课费，也没有钱给他开讲课费，他也不要讲课费。咱那时候条件很困难，也没什么钱请人家吃饭，最多请那些老师在小饭铺里吃个便饭。杨伟光是老北大新闻系毕业的，和天津广播电视局董局长是同班同学，我和董局也是朋友。有一次我跟杨伟光说咱们俩这样吧，让董局长请客，咱们俩上他家去，结果董局长让夫人给炒了俩菜，三个人喝点儿小酒。不像现在，大局长请个客一定要上大饭店。那个时候大家什么都不贪图，就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培养人才。
赵：我这次特意受邀从国外赶来师大，这次“回家”是“感恩之旅”。感慨良多。
饮水思源，我是怀着感恩之心来的。我是1961年考入师院新闻班的，1965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工作。是师大新闻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教育我成长，让我尽自己的能力，为咱们的新闻专业做了一些工作。
在我们欢庆师大新闻55周年的时候，我非常怀念我们敬爱的石坚主任、李继之老校长、新闻班文又生主任、张虎刚老师等等，他们给予我很多的支持、帮助和教育。
在我们欢庆师大新闻55周年的时候，我更是非常感谢近30年多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开拓进取，使我们的新闻专业得以辉煌发展的，包括现在依然还在职的诸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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